年逾八十高龄的叶绿野先生，是高剑父硕果仅存的学生之一。1946年，叶先生从家乡龙川考入广州“南中美术学院”，亲炙高剑父的教诲，高剑父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期发表的重要文献《七十自叙》，原稿即由高氏口述，叶先生笔记整理而成。当年，高剑父对他这个学生的作品曾有如是评语：“清秀文静，新颖淡雅。”叶先生之深得乃师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于叶先生有所请益。叶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从未奢言师门功德。他只是把师生之缘，视为自强不息的动力。因此，其温厚平和之中，涵咏着自然达观之理。从这个角度考量，所谓“清秀文静，新颖淡雅”，也未始不能视为叶先生为人风格的写照。

　　在我看来，高剑父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就是他在世时经常向学生强调并且身体力行的“八字诀”—“惜时如金，勤于绘事”。叶先生正是这一精神遗产最直接的受益者。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叶先生始终坚持拂晓四时即起床作画的习惯。这种良好的习惯，使叶先生走上了由技而臻乎道的“捷径”，晨露晓风，也一若源头活水，涓滴不漏地注入叶先生的砚池墨海。很难想象，在这位八十高龄的艺术家的笔下，居然丝毫看不出岁月风尘的况味，相反，明媚的阳光和碧草嫩叶，还有那些活泼的鸟雀生灵，正像高剑父为叶先生赐名的“绿野”二字，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在现代中国画艺术中，“模仿”被视为索命冤魂，“写生”则当作再生“圣药”。因此，有许多论者注意到“写生”之于确立叶先生绘画风格的意义，也就不奇怪了。在这里，我有一点稍为不同的看法，我想换一个角度—在我看来，“写生”只有被确认为参赞自然的过程而非盲目的“信仰”的时候，“写生”才有可能成为“脱胎换骨”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在太多的“写生”之作中，我实在看不出图式与自然之间有什么联系，有许许多多的人，“写生”一辈子，但最后也没有走出依样画葫芦的窠臼!

　　叶先生毫不讳言他曾经从潘天寿、李苦禅、郭味蕖那里获得启发。这也就是说，叶先生在艺术上有一个更为宽广的参照系—他不仅重视观察自然，重视师门教诲，更珍视同行的经验，并视“反差”为保持足够的距离感的依据。的确，在他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乃师、李、郭诸家的影子，特别是在他晚年的实验中，大量地引入水彩的色彩语汇，如那些以碧柳沉烟为背景的作品，轻松的笔法和色彩的流注，交光互映，一变琐屑的细节刻画为单纯的整体氛围的把握。假如要我找出与叶先生趣味相近的证例，近而言之，在岭南画坛，陈树人明净的透明感，倒是有一些相通的气质。

　　如果说，高剑父擅长绘画鸷禽猛兽，以此来抒发壮怀激烈的“革命”情感的话，那么，叶先生则钟情于弱小生灵，乐于从鸟雀跳踯的节奏和吱喳啾啭之音中，倾听天籁的启示。当然，这种趣味的区别既描述了时代情境的变迁，同时也凸显了艺术家天性的差异。其实，“学我者死”这句话，并非仅齐白石说过，高剑父也这样说过。易言之，叶先生作为高剑父的学生，在老师那里吸纳的主要是精神，而不是吹影求形的本领。具体来说，叶先生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天性而去追摹老师笔下的那份苍浑之感，也没有夸大艺术的力量，一厢情愿地把笔墨当作改天换地的工具。他的本乎真性，一若温厚平和的为人风度，在达观自然的过程中，水到渠成，赋予绘画以“清新文静”而又“新颖淡雅”的诗意。

　　像叶先生这样怡然自适徜徉于花香鸟语的世界的艺术家，当然很难获得惊世骇俗的效应。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不准备对花鸟画这样一种视觉艺术样式追加太多额外的负担的话，难道需要的不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吗?